才想到的，写写玩玩，乱弹：p

    在中国制度与人性之间的张力由来已久。汉代以孝廉来选拔人才，西汉一代也是人才辈出。但是王莽的出现颠覆了这一制度，王莽钻了这种人才选拔制度的空子，可以说是两汉最适应人才制度的人。东汉的人才选拔依然是察举制，而东汉的察举制的有效性已经不能和西汉相比了，故而东汉末有：举孝廉，不知书之谣谚。从而可见，人性的力量已经颠覆制度的有效性，新制度呼之欲出。魏晋的玄谈、门阀制度就是从根本上纠正察举制的，可惜矫枉过正了。隋唐科举制的产生与完善是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它的产生很好的解决了作为社会一大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但是科举制经过有宋一代的“扩招”、元代的废弃，到了明代不得不重新把它概念化、体制化。所以，八股取士可以说是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很好的看到了这种体制的不完备性，于是他们可以经过一些特殊的训练很好的适应这种体制，从而把他们从人群中选拔出来，成为这种制度的受益者，而任其他人沦为在制度的牺牲品。

    世界上任何一种制度都在发展和完善中，所以任何制度都是有漏洞可钻的。而中国人往往把精力用在如何看到制度背后的规律，接着按照这种规律改变自己。这种对制度的高度适应使得制度和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张力，推动的制度的一次次发展和更新。

    如果在这样的角度看中国的人才选拔史或者是中国的制度史，会不会有很有趣的情况产生呢？比如：制定制度的人群会不会是因为不适应原先的制度或者在原先的体制下没有机会出线才力图改变制度的？或者，原先制度的牺牲品因为得不到出线机会干脆推翻了整个政权，使自己成为选拔者而不是原先的被选拔者？